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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的“心学”为什么会败给朱熹的“理学”?

2017-05-12 18:01:40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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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的“心学”为什么会败给朱熹的“理学”?

      ——兼论中国应试教育的思想文化根源

                   许锡良

           事情的由来——鹅湖之会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

             事情的经过——争论的过程

鹅湖之会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关于这一点,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所谓“教人”之法,也就是认识论。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

陆氏兄弟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会上,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不欢而散——此次“鹅湖之会”,双方争议了三天,陆氏兄弟略占上风,但最终结果却是不欢而散。

             根本的分歧——为学之方

作为儒家学派,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以追求圣贤,“内圣外王”为己任,在这一点上,他们其实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在追求圣贤的方式与方法上存在一些差别而已。

朱、陆双方辩论的“为学之方”,表现出朱熹与陆九渊在哲学上的基本分歧点。陆九渊提出“先立乎其大”为出发点。认为自古以来圣人相传的“道统”只是“此心”。主张只有认识“本心”,才犹如木有根,水有源。朱熹认为先于物而存在的“理”在心外,即“宇宙”之间,因此,必须先熟读圣贤书。

 理学与心学的各自结局

鹅湖之会当时的论战非常激烈,以陆九渊的机敏与才学,当时在辩论中是略占了上风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心学本身就是主张人的心性自由,强调人的激情与活力,在实战中占上风这也是在情理之中。朱熹虽然学富五车,学识渊博,但是,那些知识多是一些死知识,只有在翻开经典作注释的时候,才能够呈现。但是,“鹅湖之会”之后两派的发展却有天壤之别。两个派别的徒子徒孙们各不往来,互相视为仇恨。门户之见,根深蒂固。但是,这种门庭对抗很快就以心学式微衰败,理学蒸蒸日上,成为了以后明清王朝数百年时间里中国儒学里的唯一显学。而陆九渊的心学传至明代,经王守仁的发展,形成一个比较精致的哲学体系,世称“陆王心学”,一直只存留在少数精英的层次。它虽然为程朱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在对理获取的途径上提出不同见解,曾对明清两代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基本上成为旁门左道,只是理学派的一些茶余饭后的点缀。而朱熹的理学博大精深,通过他遗留下来不完全统计超过2000万字的各种注释疏之类的文字,而被后代统治者尊为“大贤”“圣人”,与孔孟齐名,被学者奉为“万世宗师”,他的学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程朱理学为什么会打败心学?

有一句话,性格即命运,同样思想即格局。陆九渊以其特别的聪明才智,能够发展出心学,是有其特定的条件的。那就是心智发达,智商特别高。后来的王阳明也是这样的。没有相当的聪明才智,要想在心学上有所思,有所行,特别是达到知行合一,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也决定了心学只能够在才智出众的小众范围里流行,成为少数中的少数人的学问。但是,成圣成贤,出人头地,争做人上人,这是儒家文化里每个人都有的共同的志向。心学却要求首先要有一颗极聪慧的脑袋,这可不是人人都有的。

更为重要的是,心学主张通过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这也决定了心学必定不是“皓首穷经”死读书的那类人,但是,这却违背了历代统治者科举考试的根本目的,那就是要通过科举考试,令天下有头脑的人变成一脑袋浆糊,使得“天下英雄尽入吾彀”,这样江山社稷才能够确保安全。如果都像心学那样,开发每个人的心智,学会有自己的脑袋去思考问题,那么,人人聪明智慧,这个愚民统治怎么能够进行得下去呢?

但是朱熹的理学不同。他主张格物致知,主张多读书,甚至皓首穷经,而且还制定了标准“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让你整天捧着一本书,浑天黑地的背诵,顺背如流还不够,还要让你倒背如流。无论你多么优秀聪颖的头脑,一旦掉进了这浩如烟海的儒家经典里,就不怕你变成一个糊涂虫。

更重要的是,朱熹的理学还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灭掉小百姓的小欲,这样就能够成就帝王家的大欲。让天下百姓都变得无私,那么帝王家的大私就自然生成。这正合了帝王的思想。这样下来,不让朱熹成为圣人,让他的理学变成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还能够让陆九渊的心学上位吗?根本不可能。

对于读书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条积极稳妥的通过读书谋求功名利禄的途径。像陆九渊的心学,基本上是靠自己的天赋与悟性,然而,人的天赋悟性有高有低,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像陆九渊与王阳明那样聪明智慧,自觉达到“知行合一” 的境界的。相对来说,通过读圣贤留下来的经典,逐字逐句地背诵来得可靠稳妥。又有可学的文本,又有考试的标准答案,剩下的就是下笨功夫,下苦功夫了。这样一来,自然,中国的读书人思维的乐趣就没有了,世世代代,自己的脑袋都被圣贤取代了。正如叔本华所说的那样,整天读圣贤经书,把自己的脑袋变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思想的乐趣没有了,但是背诵的苦楚却开始了。因此,中国的读书人留下了大量的关于苦读的经典故事与格言警句,唯独没有几个是关于读书之乐的。比如什么“头悬梁,锥刺股”、“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之类。都是一些学得苦逼,学得变态的例子。但是,毕竟,这给了那些笨蛋傻瓜们一个勤奋努力的机会。

就这样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底层百姓,自然而然拥护朱熹的理学。理学这东西可学,悟性不用太高,而且文本材料又多,答案标准明确,看得见,摸得着,只要肯吃苦,肯下笨功夫,天资差点也没有关系。许多智商不高的人,通过死记硬背,下这种笨功夫,也都在科举场上过关斩将,一路绿灯。像范进这种迂腐透顶的人也都靠勤苦与运气成功地当上了举人,还有像后来的曾国藩这样的笨人,如果按照陆王心学的标准,他肯定是不合格的,但是,他却不仅在科举场上呼风唤雨,一路顺风,而且在官场上也一路飙升,终于达到了成圣的目的,做到了儒家读书人的最高境界的“立德、立功、立言” “三立”境界。而像天赋极好,能力超强的左宗棠在科举考场上就没有这样的好命,使得他一生都为自己只是一介举人出身而苦恼不已。他一生都不明白一个道理:科举考试正是要用来磨灭人的聪明才智的。你越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你在科举场上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圣贤之言,考试的标准答案就是朱熹圣人的注释,除了背育得滚瓜烂熟之外,是不能够靠了自己的悟性去获得认同的。这些都是后话。

         给现代中国应试教育的一点启示

朱陆的理学与心学之争,表面上看只是儒家不同学派之争,其实是暴露了一个存留在中国千年的难题。那就是如何来在帝王政治格局下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问题。在中国正式出现科举考试之前,基本上是分封与推荐来选拔人才的。比如秦以前主要是通过血缘与战功分封制度解决国家人才问题,而汉代则主要是通过察举制,比如,举孝廉,就是汉朝的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一个人仅仅被认定为“孝”与“廉”就可以启用做官。但是,孝不孝,廉不廉,大多是由长官贵族说了算。自然,这种推举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用人唯亲,裙带之风,那是难免的。简直是赤裸裸的官官相卫,互相提携,哪里还有平民百姓的活路?所以,到魏晋南北朝时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也就很正常了。但是,这样一来,大量的有才学,有思想的平民百姓子弟被压抑埋没在下层,对于朝廷的统治安全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隐患。中国数千年来,王朝更迭频繁,一治一乱循环,无不是这种埋没在底层的才智过人的人起事的结果,秦时的“陈胜吴广起义”如此,到清末时的洪秀全起义更是如此。所以,从隋唐时起,统治者就发明了通过科举考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要以为科举考试是为了选拔聪明智慧的人才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不是,他们是为了统治上的安全性,通过科举考试制度把隐藏在民间的聪明才智卓越的人毁掉,毁掉的方式就是利用功名利禄利诱他们上钩,终身埋首于科举考试的那些事务中。令他们的才智与抱负变成废柴。这样他们才睡得着觉。但是,毕竟科举考试也会有大量的遗漏,因为录取比例实在是不高,朝廷能够养活的读书人毕竟有限。因此,比如像洪秀全这样的人,如果满清当年能够让他通过科举考试,那怕像左宗棠这样当年举人也好,可惜,洪秀全终身无缘科举,剩下只有起事造反一条路。

有人说科举考试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的第五大发明,这样的说法简直就是一个笑话。科举考试制度其实是中国社会一直无法解决如何找到一条相对公平的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与使用人才的途径的结果。只好用一种看似相对在形式上较为公平的科举考试来换得这种社会平衡。但是,事实上只是造就奴才与废柴的工具。国内太平的时候,还好说,一到国家有难,民族遭殃的时候,这些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基本是一群无用之人。“无事袖手谈心性,国难一死报君恩”基本上是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读书人的宿命。

回到现实中来。中国废除科举考试112年了,为什么当今应试教育仍然炙手可热?一个衡水中学,在全国素质教育、新课程改革与国家核心素养声中逆风而起,应试学店的生意不仅丝毫不受影响,而且越做越大,大有烧遍全国的燎原之势。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中国社会在选拔人才与使用人才问题上与二千多年来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变成了两种考试,一种是高考考试制度,另一种是全国范围内的公务员考试制度。这两种考试制度合在一起,事实上就基本上相当于历朝历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了。而高考选拔制度又是公务员考试的前期资格考试。高考考上什么性质的大学又是至关重要的。由于中国官本位社会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接受教育的最高期望与最终价值,仍然是弄一个官,而高考的成败又是关键的一步。事实上这种考试是为将来获得社会资源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人做人上人必要有的步骤。至于高考制度能否真正选拔优秀人才,这个很难说,而且也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考试在形式上给了平民百姓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机会表面看起来还相当公平。

当今社会面临开放、自由、多元,职业分工明确,专业性越来越强,一个人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他创造的价值对社会需求满足的程度,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高考制度的选拔考试,事实上只能够考一些通过死记硬背与反复训练就能够获得的知识与技能,而一个人更重要的想像力、创造力与社会公益之心和责任担当等这些更为重要的素养在高考几乎完全无能为力。所以,衡水中学出奇的高考率才会有那么大的市场,那么多人去支持。正如一个家长曾经对我说过的那样:“孩子将来有没有创造力,有没有公益之心与社会责任担当,这个我们平民百姓根本管不了,也无能为力,也不关心,我们只关心孩子能不能通过人生中最重要的高考,因为这关系到孩子将来在社会中能否有资格与机会参加社会财富与资源的分配。”这句话,可能才是道出了中国应试教育的总根源——教育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严重脱节了,教育不是在培养创造价值,推动社会发展的人,而是在培养一群精通考试的道德食客,他们通过考试上的成功获得分配社会财富与资源的资格和机会。

2017512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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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大德育研究所兼职教授,凤凰网十大洞察力博客,现供职于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特别声明:所刊载原创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报刊、杂志、书籍、音像出版使用必须经过作者同意,并付稿酬,否则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联系方式:QQ:1071487471,电子信箱:1071487471@qq.com,地址:广州市新港中路351号,邮编:5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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